千万级合同诈骗案：刑事控告推动专项调查

经济往来中，合同诈骗常披着“合法协议”的外衣，维权时往往面临证据杂、立案难、刑民界限模糊等问题。近日，盛汉律所肖敬仁、姚俊萍律师代理了一起标的1000余万元的工程类合同诈骗控告案，经律师团队精准介入，警方启动两个月专项调查，初步证实控告主张，推动谈判和解。

案情简介

2024 年 10 月，C 某为承接 X 建设项目施工，结识了声称手握省高院、纪委等政法系统人脉、与中标单位 H 省某建工集团关系密切的 G 某，G某承诺可确保其进场施工并回款。2024 年 X 月起，G 某以 “打通关系”“支付招标代理费” 为由催款，C 某在书面合同签订前已 6 次转账 497 万元。为打消 C 某疑虑，G 某让妻子 Z 某出具《收条》，并联合 Z 某、担保人 C 某 2 签订《收条及合作协议》承诺 “收款后确定进场时间”，再度诱使 C 某后续支付 500 余万元（含 150 万元现金），累计付款超 1000 万元。最终，进场施工承诺落空，C 某查证发现 G 某无中标单位授权、所谓 “领导资源” 纯属虚构，且 G 某还试图以 “加钱至 3000 万签分包协议” 续骗近 2000 万元，C 某要求退款时遭其推诿拒退。

办案经过

精准指引，收集核心证据

律师首先为C某列出详细证据清单，指引其提交《收条及合作协议》《收条》等合同文件、银行转账与现金交付凭证、近百份通话录音、项目招投标文件，以及G某、Z某的身份证明和收款账户信息，同时补充与担保人C某2的沟通记录，夯实证据基础。

梳理证据，让事实一目了然

针对证据繁杂的问题，律师制作了多份实用表格：整合数十笔交易的《款项支付明细总表》，清晰呈现资金流向；提取“有领导资源”“加钱签协议”等关键话术的《录音重点摘录表》，直指G某诈骗故意，形成完整证据链。

精准定性，撰写专业控告书

结合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及相关案例，律师明确本案核心：G某以合同为诈骗工具，虚构事实、无履约意愿，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；Z某提供收款账户、参与签协议，属共同犯罪。据此撰写的《刑事控告书》，清晰区分本案与普通民事纠纷，为控告奠定基础。

全程跟进，推动调查与和解

律师线下全程陪同C某提交材料，向办案人员专业阐释案件定性，回应“是否属民事纠纷”、“主观故意有无”等关键疑问。案件提交后，每周跟进进度，补充法律意见和参考案例。

案件结果

警方启动两个月专项调查，初步证实我方主张。被控告人G某、Z某意识到刑事风险，协商和解事宜。

盛汉律说

合同诈骗的“三道坎”

易被认定为民事纠纷

双方签有书面协议，G某借此抗辩，公安机关初期更倾向引导民事起诉。

诈骗的主观故意难以证明

要想证明G某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，除多方查证无其所宣称的“关系”外，还需证明G某拿到款项后未用于承诺事项。最为直观的证据是银行流水，但囿于银行流水属于公民个人信息，当事人无法掌握，律师不通过立案等程序也难以获取，故在启动调查阶段，律师更多围绕如何侧面印证G某拿款后未按约办事来组织证据，以推动警方启动流水核查。

证据碎片化且需重新组合论证

涉及转账、现金两种形式，近百份通话录音、招投标公告等材料，G某在通话中的表述更是相当隐晦，梳理难度大。